侏儒公司即注册资本数额很小的公司，通常的经营模式是股东向公司出借运营的资金，再把公司购置的设备抵押给股东使其取得优先受偿权，因为银行如果没有获得股东的私人担保是不会出借资金给这类公司的。

黄益平通过研究得出结论，中国金融抑制程度远高于全球很多发展中国家。而现在，金融抑制政策已经难以为继。

但是，政府仍然频繁干预利率、汇率以及资金配置，这对银行信贷的规模与构成都有影响。这种方式可以避免改革初期经济产出的大幅下滑，但效率损失和垄断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短期不会引发金融危机，因为背后都站着政府。人民币能不能国际化既由国际市场决定，也由中国经济的金融规模和制度环境所决定。因此，要实现利率市场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压低的要素价格相当于变相补贴企业、变相对居民征税，从而导致了高速增长与严重失衡同时并存的经济模式。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一系列新的金融风险出现，如地方融资平台、金融机构坏账等。包括监管当局的协调——功能监管体制的建立及监管规则的统一。

中国城镇化很麻烦，层层迷雾，但是城镇化真正的经济意义，大家却说的很少。对于中国来说，规则的修订、新方法的引进，并不存在重大的障碍。举例说，在金融监管领域，在实施巴塞尔Ⅲ方面，我们和发达经济体事实上处于同一个层面上，甚至走得更靠前些。概括而言，这些副作用包括：过度的货币供应、政府债台继续高筑、松懈的市场纪律以及社会动荡愈演愈烈。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涉及相当广泛的领域，其中最重要者包括：两大政策体系的松紧搭配态势。现在人们在争论，工业化先于城镇化，工业化水平高于城镇化，究竟是好还是坏?媒体主流的意见是说它坏。

①所谓实体世界，指的是由物质资源、人口、产品、劳务、劳动生产率、技术等实体因素构成的经济世界。中国的经济减速并不奇怪，因为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金融体系的一大问题，就是资金来源短期，而资金需求长期，即存在所谓期限错配问题。如果所有的公民，无论城乡，都能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那么，他们向城市聚集，就仅仅考虑的是生产要素与产业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是通过要素的集中，创造聚集效应，借以提高经济效率。

人口日趋老龄化，传统工业化接近尾声，消费率缓慢提高，导致中国长期居高不下的储蓄率趋于下降，所以，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也要发生改变了。换言之，我们关于金融、货币的很多概念、定理和结论，是很容易被推翻的。如果说需求管理一向是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主要倾向，那么，此次危机以来，需求管理更是被用到了极限。其二，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绩效，要看它是否有助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来评判。

  注释： ①前几年，理论界曾有过一场关于虚拟经济的讨论。改革开放前甚至是逆城镇化，1000多万知青，包括本人在内，被下放到农村去，城镇人变成了乡下人。

因此，保持较低的杠杆率，是保持经济和金融长治久安的治本之道。这次金融危机，在更深的层面上对我们行之多年的改革方案的形成逻辑提出了挑战。

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不断强调，要提高城镇化质量，要搞产业布局，发展区域经济，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要保证低碳、绿色发展等。要注意，不是人口多就有人口红利，毛泽东时代，没有就业机会，所以觉得人多，要搞计划生育。除了我们的新型工业化之外，第三次工业革命又扑面而来，换言之，现在的工业化正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周期中。但是，到一定程度，金融必须回归其实体经济的基础。  五、城镇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今天我们不专讲城镇化，但是我们要讲城镇化过程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开始制定新的国际规则。

现在的城镇化，基本上是开发区模式，先利用手头职权划出若干亩地，再招商引资。因为，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总是放水，总在稀释其货币的价值，而且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回避它。

虽然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便已不是一个资金短缺国家，但是，长期资本匮乏问题以及相应的金融资源的期限错配问题，却始终困扰着我们。然而，现在，我国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因此，我国金融业的风险，将因为水落石出而逐渐增大。其五，市场驱动，而不应该是政府驱动或政府的政绩驱动。

作为一个典型的整体的汽车制造业，用分工交换的原则拆分之后，你会发现，它们演变成为一个一个的服务业。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为了有效防范风险，社会公众开始寻找有效管理财富的途径，理财之类的财富管理业因而会蓬勃发展。在发达经济体中，基本的问题是过低的储蓄率、过度的消费和过度的福利。

所以，发达经济整体对过去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金融秩序表示不满，他们开始要搞一个新的制度。所以，非金融机构开始做金融，以至于金融机构也开始把自己兜里的业务移到表外去做。

这样的城镇化是失败的。我们要把整个国家的风向标变一下，把激励机制变一下，实现一个大的体制变化，把整个工业化转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上来。

鉴此，建立有效的长期资金的投融资体制，便成为中国金融改革最重要的内容。第四，财富管理业将大发展。

消费过多，储蓄不足，于是只好借贷度日，行之既久，便成了负债经济。我们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来看这个过程。总之，新国际规则的倾向是提高各国正常交往的门槛。在这个图中，实体经济分为两层，最实体的是物质产品，接着是商品和真实的服务贸易，在这里，服务当然是实体经济的组成部分。

第三，金融结构扭曲，过度杠杆化。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分析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时说，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条件下，不可能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因而我们必须和衷共济、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这无疑提高了货币政策制定和监管水平，但时至今日，我国仍然没有建立金融监管协调、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正常机制，则是最明显的缺陷。当然，从积极意义上说，我们正可有效利用新规则形成的外部压力，反转来形成国内改革的压力和动力，从而加速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

这几十年来，中国事实上没有真正的通货膨胀，尤其这10年来，通货膨胀只是喊得凶，实际上并不严重，更何况，近年来中国的物价上涨，是猪说了算，基本上不是货币因素。因为有这样的革命性的科技进步，改变了工业生产的面貌，改变了生产方式，才使得经济周期出现长波态势。